《童年生境与生存压力》读书笔记：
《童年生境与生存压力》读书笔记
《童年生境与生存压力》——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动力机制
一
在文明社会中，文学艺术家始终被作为特殊的个体为人们关注着,他们为人类创造了一个绮丽的艺术世界，也为自己这个“种群”披上了神秘的面纱。生态文艺学认为文学艺术家也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是生长于地球生物圈中的“生物”，他们就像珍稀植物中的灵芝、雪莲、铁杉，稀有动物中的凤蝶、鳄蜥、猞猁，是极其难得的，其生长发育往往需要特定的生境，文学艺术家往往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命阅历。
在生态学中，“生境”又称“栖息地”，是生物个体或种群所处的特定环境,比通常说的环境要具体得多。对于人来说,儿童时代的早期经验在一个人个性的形成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对于文学艺术家来说,早期经验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可以影响他们一生的艺术创作及其审美追求。而重要的早期经验正是从一个文学艺术家童年时代所处的“生境”中获得的。童年生境是作为生物个体的人所处的特定环境,它包括自然环境、家庭环境、社会环境、民族文化环境等。
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相互融合、渗透形成独特的个体生存的环境,对于儿童来说人文环境因素往往是通过自然环境对其构成影响的。“童年时代来自环境中的许多刺激，哪怕是一些生活中的细微末节，都会在儿童相对宁静、洁净的心灵中留下永不磨灭的印痕，进而化作一个文学艺术家的形象记忆、情绪记忆,成为他日后从事文艺创作的宝贵财富。”儿童的心灵是纯洁、明净的,犹如一张白纸，环境给它什么信息，它就留下什么印迹,并且保存得持久、顽强。一个人不论他离家多久多远，不论他的家乡发生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梦中出现的家依旧是童年居住的小木屋，他梦中出现的故乡仍然是田野、村庄、荒草、池塘、唤着乳名的乡邻、粘了一身泥巴的玩伴，以及一起过家家的扎着乱蓬蓬羊角辫的那个小姑娘。在文学艺术家那里,这些童年的记忆通过艺术想像和加工会成为杰出的艺术作品。童年生境对文学艺术家的个体发育和成长具有重大意义，下面我们将对当代作家贾平凹进行个案分析,以便更好地解读作家及其作品。
二
在当代文坛上，贾平凹是一个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作家，他的作品数量之多、题材之广，都属罕见。他的主要作品都取材于他生活过或正在生活的地方，即故乡商州和他当下的栖息地———西京(西安)。从他的传记和一些散文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贾平凹的童年生境中自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贾平凹出生于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民家庭,人多家贫，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普通的农妇。他从小在陕西省商洛山区的丹凤县棣花镇长大。他的故乡是贫瘠的，风景却是美丽动人的。六九春阳，绵绵和风。丹江上浮起一层细软，水是碧绫，沙是素缟;那长堤岸柳，轻烟薄雾般逶迤而去，鹅黄嫩绿的，似一道柔软的屏卫;那里，泉水甘洌，四季不绝;中秋月夜，和弟妹一起到小河里抓月亮，秋后农闲，下河捉鳖，上山撵兔，山顶放石,坡地里捞红薯;冬日暖阳,躺在门前的石板上做着长长的梦。这童年的印象表现在他商州系列的作品中，孕育了《月迹》、《丑石》等名篇，使他获益匪浅。
童年的贾平凹身体发育慢，个头低，长相丑，打架吃亏，体育课发愁，看
女孩玩难为情，只好呆坐默想，去看“地缝里的一只蚂蚁，柳叶上的一个蝉壳，喇叭花上出现的白斑，向日葵上的两只彩蝶”，他开始孤僻了。他说:“我不喜欢人多，老是感到孤独，每坐于我家堂屋那高高的石条石阶上，看着远远的疙瘩寨子出顶的白云,就止不住怦怦心跳,，知道那云是什么，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一只很大的鹰在空中盘旋,这飞物是不是也同我一样没有一个比翼的同伴呢?我常常到村口的荷花塘去，看那蓝莹莹的长有艳红尾巴的蜻蜓无声地站在荷叶上，我对这美丽的生灵充满了爱欲，喜欢它那种可人的悄没声息的样子，用手把它捏住了，那蓝翅就一阵打闪，可怜的挣扎，我立即就放了它，同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茫然。”孤独的他沉浸于大自然之中,敏感多情，富于想像。他曾说山石和日月是抚慰他灵魂的两本大书。自然环境对他心灵的濡染是十分典型的，而那种耽于玄想的秉性似乎潜藏着某些可以成为作家的资质因子，一旦有适合其成长发育的环境，就会开出绚丽的花朵。
在他的童年生境中起作用的另一个因素是三婶娘无私的爱。父母不在身边时，他在三婶娘怀里夜夜衔着她的空奶头睡觉。她勤劳善良，为人忠厚，忍耐大气，尊老爱幼。他挨打，她护着他，还要忍受别的家长和孩子的恶言恶语。在贾平凹孤独的童年里，她温暖了他的肌体,呵护着他的心灵，涵养着他的精神。从他笔下的商州女子身上不难看到她善良忍耐的身影，《远山野情》中香香的勤劳善良，对不幸生活的坚韧;《火纸》中孙二娘对阿季的无私关爱，都依稀可见三婶娘美好心灵的映照。她的爱对贾平凹独特艺术个性的形成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他的爱心，对待逆境的韧性和大气，与三婶娘的言传身教有密切的关系。
三
贾平凹14岁初中毕业回家当了农民。他身材瘦小，体力差，嘴笨，每天只能挣三个工分，连妇女们也不愿意和他搭帮干活。他很努力，主动请缨到水库工地去干活，搬了三天石头就被辞退了。作为农民，干不动体力活使他自卑、压抑、受人歧视。此时贾平凹的处境就是我们常说的身处逆境，即他处在一个不利于个体发展的环境中。在生态学上，逆境指干扰生态系统平衡，阻挠和限制生物个体或种群生长发育的环境因子。在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中，处于恶劣环境中的物种,要么渐渐衰弱、消亡;要么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采取相应的对策，克服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他选择了后者，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是物种在逆境中的最佳对策。
那么，他的优势是什么呢?他从小学习好，字写得好。在书中得到了知识、朋友,也得到了村人的尊重，他替人写信，记账，获好评外，有时还能混顿好吃喝。这使他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他极力发挥自己的优势，抓住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为水库工地写标语,并因此而改变了他的一生。水库工地上出色的表现，不仅使他重新找回做人的自尊自信，萌发了文学创作的冲动，而且被上边推荐到西北大学中文系学习。上大学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也是他积极主动选择人生道路的结果。
五年的农民生活，他忍受了来自外界的各种压力,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1970年父亲因政治问题回乡务农，家里经济一落千丈，他也背上“黑五类”的恶名)、人格上的、体力上的等等。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不仅锻炼了他顽强的意志，坚韧的毅力，而且使他明白了生存竞争的激烈，以及适应环境、发挥自己的优势战胜环境的重要，认识到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艰难。
贾平凹初进大学，就赢得诗名，这激发了他文学创作的冲动。在文学的摇篮里尽情吸取养分，他不断投稿，不断收到退稿，但他不气馁，仍然在写呀写。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是他的优势，论体力、相貌、家世，他与同学们都无法相比。虽然90年代以来贾平凹对城市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但是70年代他拼命写作的最直接的功利目的就是成，,然后留在省城。他曾说他喜欢的是西安的钟楼、图书馆，迷恋的是古都的文化氛围，但这些又何尝不是城市的组成部分。
他渴望城市生活，因为农村给他太多的压力。他跳出农门，但城市并没有像商州的大山那样敞开胸怀接纳他，他感觉到城里人的歧视和自己与城市的不和谐，从衣着、举止到生活习惯，他体验到城市生活的沉重压力，他要抗争。
然而，真正让他恐慌的是招生单上明明白白写着他们这批人是“社来社去”。如果回到农村，他的作家梦就有可能搁浅;如果回到农村，他就必须面对往事的难堪，重新适应他千方百计摆脱了的生存困境。“社来社去”是他必须时时面对的风险，还有贫穷、相貌丑陋、没有背景、政治上不进步、不适应城市生活，这些也是他生存必须承受的压力。然而,贾平凹把这些逆境中的风险和压力转化为文学创作的动力，变幻成一个个铅字，并因之获得城市的签证。大学三年,他在各类报刊上共发表纯文学作品25篇,毕业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部作编辑。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他又一次凭借自己的努力战胜了原本不利于他的生存环境，获得了继续发展完善自我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同时也更加明确了写作对于他的重要意义。一个农村孩子，别无所长，要想在城市立足，要想出人头地，只有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他的优势就是写作。
工作后，他利用所有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在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上都能见到他的名字。小说的获奖、受众的喜爱使他成为名作家,市政府破例把他妻子调到西安，还破格为他分配了住房。写作为他赢来了社会地位、名誉、住房和作家名人良好的感觉。这一阶段，对于贾平凹来说写作似乎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是作家在不利的生存环境下，为了维持生存、求取发展所采取的反抗方式，是他在环境中积极主动的选择———“目的性的选择”。可见，生存压力并不是个体必须被动承受的危险，它也创造更高的生命价值。
从以上对贾平凹文学创造动力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由风险、逆境构成的生存压力，必然会给个体带来肉体、情感、精神上的种种苦痛，这种种苦痛要转化为创造更高生命价值的动力最终还将通过主体的目的性选择。H.加登纳说:艺术家总是倾向于“先把自己铸入到一个强有力的、自信的个体身上去”。这样，风险、逆境、苦痛才会化作文学艺术家个体发育过程中的积极因素，在其文学艺术创作中发挥作用。
贾平凹的童年生境使他初步具备了成为作家的异质禀赋，西北大学中文系这一文学殿堂和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他成为作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养分，使他的文学艺术之花常开不谢。
四
一般说来，为写作而写作，为功利而写作，成功的范例并不多。把写作作为谋生手段很难产生伟大的作品。贾平凹在1983年之前的作品表现出了较强的理念化倾向和时代共鸣的烙印，这与当时的时代环境和作家创作的动力机制都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一阶段作家的个体风格尚未形成。此后的商州文学才使他真正走向成熟，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1983年是他人生和文学创作的重大转折点。这一年他在城里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不再有客居的感觉。房子———栖息地是生物个体生存的必要条件，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解释就是他的基本生存需要已经得到满足，写作可以不再作为谋生的手段，作家可以向更高的需要层次去努力、去追求，可以去写那些最能激发自己情感的东西，他此后的作品一直在为人类寻找家园———生存的和精神的。
钱谷融先生在《文艺创作的生命与动力》一文中说:“一个作家总是从他的内在要求出发来进行创作的，他的创作首先总是来自社会现实在他内心所激起的感情波澜上。这种感情的波澜，不但激励着他，逼迫着他，使他不能不提起笔来;而且他的作品的倾向，就决定于这种感情的波澜是朝着哪个方向奔涌着，他的作品的音调和力量，就决定于这种感情的波澜具有怎样的气势和多大的规模。这就是艺术创作的‘动力学原则’。”⑤情感，是扎根于生命本能与心灵的无意识之中的，是生命活力的蕴积。它或许是感性的、混沌的，像富含营养的沃土，却能够生长出茂盛的、明丽的作物。
贾平凹是性情中人，从小就敏感多情。成为专业作家后，他的生物体在城市得到了较好的安置，而精神却离开了滋养它的大自然，在城市的上空飘荡。同时身处城市的他在充分享受城市的优越条件时，也切身体悟了城市的弊病，他试图开掘商州文化传统中古朴美好的东西以注入现代城市文明，这是他回归商州的深层动力，也是他的又一次自主选择，因为商州是他的故乡，是他日日魂牵梦萦的地方，商州的自然风物、人情风俗最能激发他创作的激情。加之，用城市的视角关注商州，距离增加了美感。他发掘了商州文化传统淳朴的一面，也看到了故乡现代变异的一面，在《商州再录》中，他说他感到商州已经不是往昔的商州。在对商州文化心理的劣根性和惰性给予深刻的揭示、讽刺和批判之后，在《浮躁》中，他敏锐地抓住了社会变革转型期人们的普遍的时代心理———浮躁，为他的商州文学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并在《后记》中称他的下一部作品将有重大的改变。
90年代以来,贾平凹的创作从题材、写作方式、审美追求到艺术风格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艺术风格的变化与文学艺术家所处环境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然而，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创作动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