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是由于前两日经历了接连的情感冲击，见了“公”字方有如此大的触动。当取其“共同”之意，并与纯粹的感触相结合，不必等同于现代汉语词典中“为公共利益着想”这样阔大的意象，由私人的情感连缀时，众心之心也会成“公心”。
听说朋友的家庭迎来新生命，即可喜悦至热泪盈眶;眼见身边同学经历失怙之痛，亦恍惚多日而难自拔。因为曾切肤感受过类似的欢愉，或是洞悉猝然别离的哀戚，才能在瞬间引发如此强烈而持续的情感共鸣。可能是拥有的共同经历让人感同身受，也可能是未曾体验过但早已被周边社会屡次展现的真实情境多重渲染，在人性中最基本的情感能力被共振的弦音击中，便极易沉浸于这种多人分享的公共情绪中。
小范围的公心是最简单的共情，少理性施压而多感性支配，少利益考量而多悲喜同担。而当公心上升到国家、社会、集体的大层面，当承担公心的主体容量扩大、个体情感能力出现分层分化，理性的约束力便会不断上升以至于超越感性的范畴。为达成对公共利益的共识，需要处于最高立场和拥有最广大眼界者进行普遍地同理感知，以综合各方面取舍得失，制定所谓“公心”的标准。大层面的公心是一份以理性为准绳的社会契约，个人作为乙方无须签订义务，也只能自发履行。
中华民族向来不曾缺乏“公心”的个体范例。如《礼记》曾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由此以往，赤诚的公心随修齐治平的士人理想、安邦立业的家国情怀薪尽火传，而见诸众多代代颂扬的名姓中。自近代救亡意识的觉醒后，群体性的公心共振亦不鲜见，并在一次次民族共担的危难中被不断激发、掀动高潮，此次疫情即是最新例证。
而当国家之公心、社会之公心、民族之公心得到充分建构，我们或许应回头观望公心的起源，那些情感仍大于理性判断、共享仍多于责任承担的本真存在。在一个长期强调“大我”的地方，对国家社会的信仰崇拜以绝对权威式、支配式的地位存在，可能窒息个体对周边事物感知的充足生长空间，而这恰恰导致了当下被包装得精致又高大的“公心”一定程度上沦为架空式的建筑。或许过度泛滥的民族主义情绪、定期爆发的威权信用崩溃，刚好证实了空中花园的部分虚妄性。
呼唤一种“微型公心”的回归，不是对自我情感空间的狭隘眷恋，也不是对时代宏大命题的简易化、片面化的定义，而是尝试在社会的基座建立一些具体而微的“模型”，让普通人以普通人的姿态去感知邻人、了解周遭，充分使用最本我、最真实的情感能力。在小半径的探索中，不断延展自我认知的外围，进而提高共情能力的丈量极限，由小至大地完成公心建设。倘若忽视了近处的痛楚而愤懑于远方的哭声，不见个体的喜乐而欲直接上升至众人的福祉，对情感转型为公共理性的过程操之过急，所谓博大“公心”就会缺乏切实的感性后盾，理智的风帆也难免随善变的舆论导向而易帜，判断的水位难免在波涛汹涌的民情中失衡。
大公心强调理智，小公心重在感情。在大范围的公心之下，人类因理性而互相尊重;在小尺度的共情之下，人们因感性而互相拥抱。回归“微型公心”，回归最初的拥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