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了，爷爷九岁下河拉纤，奶奶从小做童养媳。应该说，他们的童年生活是很不幸的。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对孙儿们的爱,就显得格外地多了一些。
我的家住在岳阳楼下的军工厂里，离太子庙有好几里路,爷爷奶奶经常赶过来带我。炎热的夏天,爷爷一1我抱在树荫下乘凉,冬天把我裹在怀里取暖。我打小爱哭，每当被奶奶听见了,总要责备我的母亲，有时母亲很生气，和奶奶顶嘴，“我把你的孙仔日吊夜打！”奶奶只是抿嘴微笑地看着我。
说到胖姐，这是个没娘的孩子，她的父亲，我的伯伯基本上不管她。胖姐挨着奶奶长大。除了吃穿操心外，对胖姐的教育奶奶也承担下来,《女儿经》、《三字经》,我是从奶奶教胖姐时背下来的：女儿经，请听清，早早起，出闺门，烧茶饭，敬双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后来，其他的弟弟妹妹多了起来，爷爷奶奶看着满堂的儿孙,心里不知有多高兴。
整个太子庙都公认"刘家大爹屋里发人（人丁兴旺）”。
我的伯伯。
在父辈的四兄弟中，伯伯个子最矮。一张弱显浮肿的脸,随着一串咳嗽声不停地抽动着，两只布满血的眼珠子显得更加地往外突。
伯伯是个“自由职业者”。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伯伯一个人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听三叔讲，他不知从哪里弄了点经费，刻了一颗公章，做了一面缎子红旗，再也没有了其他的活动。后来，那面旗帜做成了被面,盖在了伯伯的身上。
我从小体质较弱,父母亲把我"过继"给伯伯当儿子，为的是我能顺利地长大。因此，我叫我的父母为“二爹、二妈"，伯伯成了我的"大爹"。
我十三岁那年，伯伯是一个施工队的包工头。有一天，伯伯带着我"过洞子"上街,往右一拐,指着眼前的山坡说，这里要修一条街，你来一起挖泥巴挑土方吧。第二天,来了十多人,大家拿起锄头就干起来了。我个子瘦小，挑泥巴只能装半担，一天下来累得不行。第二天我不想，伯伯对我说，你不去，昨天的工钱就冒得！我只好接着干下去。记得当时我的工钱是八毛钱一天,干了半个月后，加到了一块。
发钱的时候，我第一次拿到了二十多块,把我高兴得不行。伯伯把我拉到一个小酒馆,要了几个下酒菜,在我的面前也放了一个杯子叫我喝酒,这又是我的第一次——把我苦得直吐口水。吃完饭，伯伯露出一脸坏笑，说，“伢仔，你去结帐！"我拔腿就跑出了酒馆。伯伯在后面大声嚷嚷，"哈（傻）心伢仔，逗你耍的呢”。
在我们举家迁往贵州的第二年，伯伯去世了，他只活了四十多岁。我作为他的过继的“儿子”，没有送他最后一程，想起来有些过意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