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红军处于长征转移期间。我作为一名随行的红军战斗医生，看见了在我的战场上——手术室内发生地一幕幕真实而又感人的故事。直到今天，它们也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令人讴歌的画卷。
我依稀记得，在1934年11月中旬，我跟着红一军团打了一场激烈的战斗。白狗子防御工事很坚固，上级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冲锋，依然没能一鼓作气冲过去。在临时的战地医院里，堆满了伤员，惨叫声不绝于耳；到处都是殷红的鲜血，使人没处放脚。；空气中全都是血腥味儿，令人作呕。
我和几个护士紧张的在做手术，因为物资的匮乏，许多战士，我们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停止呼吸，然后离开。
手术室的帘子被推开了。一个皮肤白嫩的小伙子被推了进来， 显然才是刚加入红军，还没有饱经风霜的印记。他的头歪着，鼻子扁扁的。腰上刮了一个刀鞘，没有刀。
又是一个可怜的年轻人。我一边戴上手套，一边想着：他也才十五六岁吧，来打白狗子，如今恐怕要进鬼门关了！
“徐医生。”护士叫了我一声，我撇过头去。
“多数药物快没了。”她低着头，小声的说。
我赶紧回头检查这位小战士“是冲锋格斗伤的。”我嘀咕着，又赶紧帮他把床单拉回去：“白药胶囊，白药胶囊，还有吗？”我双手扶在护士的肩上，急切的问。
护士看了一眼伤员，又看了一遍药品清单。头默默的垂了下去，清秀的脸庞上滑下两颗晶莹的泪珠，又闭上眼，沉重的摇了摇头。
我踌躇了一下，远处的枪声已经渐渐停了。
忽然听见帘子的响声，抬头不见人，只是风罢了。忽然，小战士发出一声尖锐的喊叫，打破了沉默。我赶忙微笑着走过去，替他整理一下被单：“小伙子，别怕，只是一点擦伤，很快又能去打白狗子了。”
“我想见一下我哥。”小战士有气无力的恳求道，两只苍白的嘴唇搐动着，一只手快要从担架上落下去。“会见到的！”我感觉身体有些麻木，又下意识地抓住那只手。
忽然，远处传来驳壳枪的声音，格外刺耳。
“你先躺着休息一会儿。”我安慰着，便挑开门帘儿，疾步走了出去。
又是一串重机枪的咆哮声。
待我把新来的伤员伤员又安置好。枪声才逐渐停了下来。
小战士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不敢朝他那儿看。这样的情况，我见的太多太多了。“马克思保佑他，他毕竟还是个孩子。”我想着。
“快快快，就在这儿。”帘子又被挑开了。几名战士匆匆的进来。担架上躺着，战士身上有好几个窟窿眼儿，汗珠顺着瘦削的脸颊流了下来。古铜色的手臂紧紧的攥着一个东西。
“哥哥！”小战士叫出声来，又急促的喘息着躺了下去。
“老二。”新来的战士从担架上撇头看向小战士，脸上竟挤出了一丝胜利的喜悦，把手摊开。
“白药胶囊！”我惊呼起来，接过他手上的东西。
那只古铜色的手垂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