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整个腊月都是忙碌的，我们过年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腊八节刚过，母亲就张罗着要去赶集。遇上一个好天气，母亲套好毛驴车，带我一同去附近的镇上买东西。到了集市，母亲把驴拴好，给我穿上一件发白的军绿色大衣，让我先看着毛驴车。
她用长围巾把自己围严实了，匆匆穿梭在拥挤的集市上买年货。勤俭、能干的母亲总是要货比三家。她在一家家布摊前，选出花花绿绿的布料，想着给我们姐弟做什么样的新衣服。等母亲选好了布料，一番讨价还价后，她兴冲冲地扛着一大摞五颜六色的布料，手里还拎着针线布头，向我走来。我接过她手里的东西放到驴车上。母亲再三叮嘱我要看好布料，又去买菜和酒。她一边说着，一边转身扎进熙熙攘攘的人群。没过多久，她又抱着一捆新鲜的韭菜、一袋鲜红欲滴的西红柿钻出人群……我老远就看见了，慌忙上去帮母亲提东西。气喘吁吁的母亲把蔬菜装进大袋子里小心地搬上驴车。我一转身，母亲又“杀”向不远处的小商店，提出来两瓶“银川白”。我站在驴车边，看着母亲在人群中钻进钻出，既紧张又期待，担心有人顺走我家的年货，担心毛驴在喧闹的集市里受惊跑起来。幸好小偷没来，毛驴也很乖，母亲还不忘给我们买了几串冰糖葫芦。
第二天，吃过早饭，母亲坐在炕上抱来那一大摞布料，手里拿着一把尺子，笑盈盈地喊着让我们过来量尺寸。我们欢呼雀跃地立在母亲面前，争先恐后地抢着让母亲量。小弟跌跌撞撞地扑到母亲怀里，张开吐字不清的小嘴，嚷着先给他量。母亲疼爱地摸着小弟的头，笑着对我们说：“都别争了，到了过年，保证都叫你们穿上新衣服”。
那时的农村，一年到头才能穿上一身新衣服。母亲手巧，总在我们胸前和衣兜上绣上好看的梅花、牡丹或俏皮的小猫、小狗，我们穿在身上常常引来小伙伴们惊羡的目光和啧啧的赞叹……
待我们试好以后，这些衣服又被母亲叠得方方正正，锁到柜子里。一直等到大年三十那天，才肯拿出来让我们穿。因此，我们过几天就着急地问：“娘，还有多少天才过年呀?”母亲总是笑呵呵地回答我们：“快了，快了。”
那些年的晚上，常常都是我们一觉醒来，母亲还在昏黄的油灯下，给我们赶做过年的新鞋。如豆的灯光，照着她消瘦、清秀的脸庞，是那么专注。母亲用针拨一下油灯的灯芯，再将针在她乌黑的秀发里轻轻地划拉一下，细细光滑的麻绳在她手中轻快地滑过，穿过鞋底，发出轻微而有节奏的响声。
摇曳的灯光把母亲的身影映在墙上，年三十的灯笼仿佛已经红了起来，年就这样一步一步走来了。
